甘肃农业大学农耕特色库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作者： 黄富成 日期：2007-06-01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农业技术汉代农业生产政府管理; 描述：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研究: 作者： 郭晓东 日期：2007-05-01 来源：兰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空间结构演变机制乡村聚落秦安县葫芦河流域黄土丘陵区; 描述：聚落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是研究人地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各国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快速发展，国际地理学界将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城市，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日益弱化。在中国，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国地理界和规划界更是将研究的目标集中于城市，乡村聚落研究远远滞后。乡村聚落是乡村人口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场所，是乡村地域空间的人口聚居点，其形成和发展演变受自然条件和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域广大，农村人口众多，乡村聚落数量庞大。长期以来，我国乡村聚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和存在着建房占地与聚落空废化现象并存、村镇发展无序、村庄布局散乱以及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实证区域秦安县地处陇中黄土高原西部，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之北，渭河支流葫芦河下游。县域黄土分布广泛，山多川少，梁峁起伏，沟壑密布，地形破碎，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秦安县也是我国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农业发展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关系日益恶化。在人口与生存压力的驱动下，乡村聚落在空间上不断扩散，形成了极其分散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本文以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为研究内容，从地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视角，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文献方法与社会调查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及GIS技术手段，对葫芦河下游秦安县域乡村聚落及其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从不同空间层面构建了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的解释框架，并对乡村聚落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探讨分析。在乡村聚落起源与发展研究方面，论文总结梳理了聚落起源与发展的一般历史轨迹。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历史时期葫芦河流域秦安县域乡村聚落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运用统计资料、影像资料和实地调研资料，对新中国成立后县域乡村聚落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乡村聚落的分裂演变进行了理论假设与分析；在乡村聚落地域一形态空间结构研究方面，论文从乡村聚落系统和乡村聚落群体两个方面，运用分形理论、碎化指数、均匀度指数与最近邻点指数等方法，对实证区域乡村聚落的地域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运用聚落斑块形状指数及GIS等方法，从聚落空间结构要素、空间结构类型、空间结构模式、“村域”空间结构及“村庄”内部空间结构等方面对聚落形态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乡村聚落的空间扩展特征及聚落空废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在聚落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方面，论文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从社会变迁、社会事实与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实证区域乡村聚落社会生活空间的类型与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乡村聚落社会空间与形态空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现代乡村的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及规划的强烈影响，乡村空间发展政策以及有关规划理论，直接影响到乡村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当前广泛开展的村镇规划、区域规划都涉及到村庄空间系统的变迁、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村庄建设等现实问题。但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往往用简单化的空间集聚模式来处理当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村庄集聚和村庄空间发展问题。论文在深入分析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演变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区域整体发展”和“创新城乡地域空间，促进乡村聚落适度集中”的思想，对区域城乡空间网络化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我国传统聚落的营造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分析，提出了促进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优化的实践途径与对策措施。

1933-1945年甘肃经济建设研究: 作者： 裴庚辛 日期：2008-04-01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1933—1945 甘肃商业甘肃工业甘肃金融业甘肃农业; 描述：近代甘肃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低下;工业则没有几家近代工厂,主要是手工业工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新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灾荒频发,烟毒横行,地方当局借禁种之名行罚款之实。甘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对应,近代甘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几种形式,票号、钱庄均以信用放款为主,不同的是票号存放款是辅业,主要为融通资金,其客户多为大商人;而钱庄则是对中小商人放款。其中票号在晚清时执甘肃金融牛耳,其总号多设于山西,甘肃多为汇兑庄。票号由初期的专营汇兑逐渐过渡为兼营存放款,钱庄则资金微薄。发展缓慢。民国成立后票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钱庄逐渐发展壮大。民国前期时金融市场的主体是钱庄,其信用甚至超过了随政局动荡而开设关停的官银号、银钱局。当铺则主要开设于县城、集镇等地,采用质押放款形式,对象为票号、钱庄顾及不到的普通平民,其资金周转时间长,在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后逐步式微。与此相比,官办金融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以维持地方官僚、军阀的统治搜集财源为目的,是地方政权的附属机构。同时,在经营活动中,这些官营银行从地方官僚、军阀的需要出发,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混乱。而且官办金融机构常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倒闭歇业,信誉反而不如私营的钱庄。虽然在国家银行入驻之前甘肃金融市场的主体是传统金融机构,但是仍然出现了现代银行的萌芽。资金不足一直是困扰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以经营信用放款为主的小资本钱庄适应了小工商业的需要,在社会融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兴起,钱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由于资本市场的欠缺,新式银行作为相对大规模的间接融资手段,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政府财政匮乏,需要银行的债务支持以及以银行为中介向社会筹资。新式银行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以正相关的形式存在。就甘肃来说,官办银行常沦落为政府的钱柜,省政府经常向银行透支,连银行的正常营业也常受政府的影响,这为时人所诟病。从银行自身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企业,银行与其它企业一样,在近代社会相同的历史背景下面临同样的困境。但是由于经营业务的特殊性,其发展道路又与普通企业存在明显的差异。近代银行是在外国银行的刺激下步入历史舞台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国银行的冲击及钱庄的激烈竞争,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在落后的甘肃,银行的发展受政局的影响更大。在近代中田社会频繁的政权更迭和剧烈的经济变动中,银行在艰难挣扎中前行,虽然发展缓慢但却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东北沦陷,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部分处于战火中,西南、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大后方根据地。由于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国民政府一面抗战,一面加大建设以支援抗战,实行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战时政策。基于多方面考虑,国民政府对其西部大后方进行了总的定位,“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根据地”,并加大了对西南、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出现了近代西南、西北开发的高潮。发展农业,确保战争物资的供应成为国民政府后方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下,通过改良旧有品种、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利用农业贷款在全省尤其是河西地区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牧业生产的条件,促进了战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甘肃粮食总产量连年稳步增长,为抗战提供了更多的军粮和马匹,支持了长期抗战的进行。战时甘肃农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农业贷款的发放,农业贷款给农民提供了种籽、农具、牲畜,帮助农民兴修了水利,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了抗灾能力,使甘肃省粮食总产量连年增加,即使是在遭受比较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也没有减产。对农民的贷款发放主要是依靠各种合作社进行的,合作社的种类有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畜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杜。农贷为甘肃农牧业的战时发展提供助力很大,但是毋庸讳言,农贷本身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贷放范围不够普遍,放款手续比较复杂等。由于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土豪劣绅把持了部分合作社,把合作社的低息农业贷款以高息转贷给农民,使农业贷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随着战争的深入,西北地位日显重要,为此,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建设力度。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前期,甘肃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稳步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矿、交通、邮电通讯、金融等现代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但已不再处于零星的萌芽状态,而是在甘肃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已经超过了近代任何历史时期。比较突出的成就是近代工矿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石油工业成为全国领先的行业。兰州已经初步建设成为新兴的西北近代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大后方的毛纺织中心之一。抗战时期甘肃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与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分不开。银行业不仅提供了工矿业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直接投资办厂,利用银行贷款诱导手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虽然在抗战后期银行业资金大部分投向商业领域,助长了投机之风,但是不可否认,银行业对于战时甘肃工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使甘肃省的农牧业、手工业、工矿业得到了发展,抗战时期甘肃军队云集,流入难民增多,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日用品需求旺盛,而甘肃本身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地区,战前绝大部分日用品就依赖外省输入,战时工业虽有所发展仍然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拉动商业经济日益活跃并一度繁荣起来,商品流通的范围和商品交换的规模逐步扩大,国内外贸易均有长足发展。战时商业发展的特点为抗战时期传统商路的变迁,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间商贸往来的日益密切。西北地区各省间贸易力度的加大,对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及银行业对商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和负面影响。

蚕丝文化符号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 作者： 蔡璐 日期：2012-04-15 来源：西南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集体意识蚕丝文化符号农耕社会; 描述：蚕丝文化是基于养蚕缫丝纺织生产活动,以物质和非物质遗存为表现形式,所形成的价值观、情感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总和。华夏文明孕育了蚕丝文化,养蚕、栽桑、缫丝、纺织成为中华农耕社会中重要的经济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蚕丝文化这个抽象概念被具体化,其中甲骨文、神话传说、先蚕礼、陶蚕蛹、玉蚕、蚕形刻划、蚕织图、十二章等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且赋有丰富内涵的蚕丝文化符号,即本论文研究对象。中国是蚕丝文化的起源地,这种至今仍然保持着独特生命力、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意识的符号,传递的不仅是丝绸这种实物信息,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承载着厚重的蚕丝文化和先进的纺织技术。蚕丝文化符号作为集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既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凝合剂,又是全球化进程中需要重构的重要系统。蚕丝文化符号承载了历史的厚重,带给我们的是历史的信息,对蚕丝文化符号的研究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蚕丝文化符号作为研究对象,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主要研究蚕丝文化符号从三个方面表达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首先,确立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搜集。由于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点,本文首先确立了研究对象,即蚕丝文化符号。随着研究对象的确立,搜集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蚕丝文化符号相关史料以及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相关理论资料,这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其次,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确立本文研究重点及理论依据：文化意义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符号形式被表达出来,即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意义透过蚕丝文化符号得以表达。第三,理清关键词,建立研究框架。掌握相关概念,深化对关键词的理解。建立研究框架,从三大方面研究蚕丝文化符号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最后,充实论文内容,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和文献资料,形成最终的文章。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定性分析揭示蚕丝文化符号与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综合运用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等知识,研究蚕丝文化符号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试图在进一步拓宽古蚕丝文化符号传播研究视野的同时,厘清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与蚕丝文化符号之间的深层结构。本论文研究重要理论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杜尔克姆提出的集体意识的理论,二是结构主义学派对于文化与符号关系结构阐释的理论。本文重要立论依据是文化意义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符号形式被表达出来,即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意义透过蚕丝文化符号得以表达。杜尔克姆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信仰和情感的总和,通过集体意识形成社会生活的固定制度,是一种社会心理形式。在中华农耕社会中,中华农耕社会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蚕丝文化符号的内涵是建立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深植于农耕经济之中。耕与织、男与女二元经济主体需要借助于集体意识,实现社会层面的有机团结,并且蚕丝文化外化为各种具体的符号,有助于促进中华农耕社会中集体意识的传播,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符号,不同的思想形式或心态是这些符号不同的排列和组合,而正是这些符号传递着社会文化系统内涵。文化意义的产生于再现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即透过蚕丝文化符号这种重要载体得以表达和传播。本论文研究内容一是中华农耕社会自然环境造就了务实的集体意识,使务实精神成为中华农耕社会的一种群体价值趋向,而养蚕纺织活动作为主要农业生产活动之一,蚕丝文化符号中的先蚕礼,突出表达了中华农耕社会经济稳定而重实际的集体意识；二是中华农耕社会结构表现为家国同构,在以家族为本位、尊君重民的集体意识下,各等级间达到和谐相处的均衡状态,蚕丝文化符号中的蚕神传说的演变印证了中华农耕社会家国同构的集体意识；三是陶蚕蛹、玉蚕、蚕形刻划以及蚕织图表达了中华农耕社会注重道德情感行为引导的集体意识,首先陶蚕蛹、玉蚕、蚕形刻划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的内涵具有阐释功能,纵观蚕丝文化符号发展历程,对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情感信仰具有约束功能；其次,蚕织图突出体现了对于中华农耕社会集体意识行为的引导功能。结论认为蚕丝文化符号表达中华农耕社会经济中稳定而重实际的集体意识；表达中华农耕社会结构中家国同构的集体意识；表达中华农耕社会秩序中注重道德情感及行为引导的集体意识。

宋朝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研究: 作者： 王旎 日期：2011-11-08 来源：辽宁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业经营思想管理; 描述：农业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所有国务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用最少的土地供养了中世纪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实现了土地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与宋人有效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本文通过对宋朝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阐述了宋朝推行积极农业政策的背景,对宋朝大力推广南方种麦、稻麦两熟制及多种粮食作物耕作进行了描述,同时也指出了宋朝积极开垦新田地及进行经济作物推广对稳固当权统治的作用。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宋朝水利兴修政策进行了研究,并阐明了兴修水利的方式。肯定了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历史地位。通过文献研究法分别对宋朝中央农业管理机构和地方农业管理机构进行了描述,同时也列举了宋朝总结的各类农书及出现的新农具。在以综合归纳、理论分析为手段,统筹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及跨学科比照等研究方法后,阐述了宋朝农业作为中国农业文明分水岭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总结凝练出着力于土地持续发展、注重外因的促进作用和宏观调控系统运作等三个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为当今深入探索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和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古代风能利用研究: 作者： 柴国生 日期：2007-06-05 来源：郑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冶金农业中国古代风能交通风; 描述：我国古代先民对自然风的观察与认识，与人类进化相伴相随，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尧舜时代，已认识到搧动生风的原理，并开始将人造风应用于生产、生活；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认识到风是由空气流动而产生的，开始对自然风加以利用。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风的认识也逐步深化，逐渐对风的产生、风向、风力等级，以及季风、台风等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风能——自然风能和人造风能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冶金、交通运输、军事等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领域，有诸多重要、先进的工具发明。农业方面主要有木杴、竹扬杴、飏篮、簸箕、风扇车、风车等，用于谷物清选、提水灌溉及排水；风帆则被广泛应用于交通领域的航运及陆地运输；冶金鼓风机械有：皮橐、木扇式风箱、活塞式风箱、马排、水排等。此外，风扇是人们日常搧风取凉的主要工具，并有机械化的七轮大扇发明；风筝则被应用于战争，后来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并发展成我国一些地区的习俗。工具的发生发展，彼此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结构由简单到完善，技术由原始到成熟，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足踏式风扇车是古代人们发明的用于谷物清选的重要的工具之一，《王祯农书》对其有详细的记载，并附有结构图。但由于其视点选择的不当及绘图方法的不合理，致使后人对其结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通过对文字考释以及不同版本的足踏式风扇车图的对比分析，指出其错误，并进行了复原。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原驱力，我国古代对自然风的利用是人们对新动力源拓展的需要，对人造风的利用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风能利用技术逐渐发展完善，实现了从间歇做功到连续做功的发展历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反映了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脉络及规律，自成体系。古代风能的广泛利用，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古代先民关于风能利用的探索和发明，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科技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当今风能的开发和利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末直隶协赈考察: 作者： 杨虹 日期：2011-03-20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甘肃旱灾协赈江南北水灾; 描述：荒政,是政府为救济灾荒而颁行的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的总和。封建时代的荒政体系发展到清代已经达到顶峰。20世纪初,清王朝统治愈行衰败,政府主导的荒政体系即主要是官赈已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省际之间的协赈逐渐兴起。协赈,主要是省际协赈,意指在本省经济许可范围内,协助其他省区灾荒赈济的活动。直隶协赈因颇具时代与地方特色,从而成为本文考察对象。探究20世纪初直隶协赈状况,首先要对其协赈背景有所了解。庚子国难中,直隶受创巨大,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兼济他省。但此后直隶农工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协赈他省奠定了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思想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投入协赈行列,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从而为协赈活动地开展打下了社会基础。其协赈江南北水灾和甘肃旱灾即为典型事例,本文对其进行了具体地考察。首先是对相关灾情及灾省官员和江南义绅的赈灾活动予以关注。然后从官方与社会力量两方面对直隶协赈活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着重对报界、善会及女界等社会力量的筹赈活动予以考察,力求再现直隶官民共济他省灾荒的情景。最后通过将20世纪初直隶协赈活动与江南义赈以及本省19世纪末协赈活动进行比较,揭示出直隶协赈的时代与地方特色,即募捐主体多元化趋势、募捐机制近代化趋向以及协赈思想多层次性。

汉代河西人口分布系统考述: 作者： 杨芳 日期：2007-05-01 来源：西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西人口分布系统汉代; 描述：本文主要依据河西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和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著,对汉代河西地区人口分布系统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目前研究概况等。第二部分为汉代河西的民政系统人口及数量,包括内地移民、少数民族和奴婢。主要论述了移民、少数民族和奴婢的来源、管理、生活及待遇等问题,并对民政系统人口数量进行了推算。第三部分为汉代河西的军屯系统人口及数量,包括军队成员(戍卒、田卒、骑士、庸卒、应募士、谪卒、良家子)、士卒家属、葆子、私从者等,主要对这些人的身份、来源、活动等进行了考证,并对军屯人口的数量进行了推算。第四部分为汉代河西司法系统人口及数量,司法系统管理下的人口主要有囚犯、囚犯家属和恶少年,主要对囚犯的来源、管理和生活,以及恶少年的身份、活动进行了考述,并对司法系统的人口数量进行了估计。第五部分为流动人口,包括是客民、流民、商人、外国使团等,主要对客民的身份、活动及流民、商人、外国使团的活动等问题进行考述。第六部分为结语部分,依以上各部分的考述为基础,对汉代河西人口的构成特色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和阐述。

秦石鼓文与渔猎文化研究: 作者： 李向阳 日期：2007-05-01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石鼓文渔猎研究秦; 描述：石鼓文自唐初出世以来迄今将近1400年。在这期间，因为石鼓文的残泐导致关于石鼓文的归属、时代及内容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到了民国时期的马衡、罗振玉、郭沫若等著名学者主张的石鼓为秦刻石得到确立，其具体年代问题仍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如马几道、陈昭容等坚持“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的说法在目前没有新的材料及考古发现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提法。诚然石鼓文时代问题是破解石鼓文的关键，但是与其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再进行无益的争论，不如换个视角对石鼓文这个重要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利用。本文欲针对石鼓文中的渔猎文化因素，以春秋时期渔猎为背景，结合文献资料作一个专题研究。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石鼓文研究及先秦渔猎文化研究做一个概括性描述。作者认为鼓文所记述的主要内容是捕鱼和田猎活动。即使许多文字已经残泐辨识不清，通过对石鼓渔猎要素的解析，结合前人对石鼓文字及内容的考释，足以向我们展示出春秋时期秦国鲜活的渔猎文化面貌。鉴于对石鼓渔猎研究的成果较少，有必要作一次更深层次的专题研究。石鼓文的时代问题。石鼓文的时代问题是石鼓文研究中长期存在争论，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同样，在本文的论述中，时代问题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通过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辨析，比较其优劣，选取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经过分析，最终采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这个时间界限作为石鼓所记渔猎发生的背景时代。石鼓文田猎的性质。西周是一个礼仪社会，礼的精神贯穿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田猎活动同样是包含着一系列礼仪活动在里面。因此田猎也被称为“蒐狩之礼”。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对文献资料中的西周、春秋田猎活动的解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周时期的田猎主要是天子、诸侯军事演习借助的手段。到了春秋时期，田猎的性质及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田猎部分被取消，纯粹的军事检阅出现；另一方面军事检阅部分被省略，只保留了田猎部分，田猎因此变成了一种游戏娱乐活动。而石鼓文田猎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见证。通过对石鼓文中的一系列行活动如猎前誓师、占卜吉日与师前祭、开辟猎场、田猎进行、猎罢献禽祭祀五个方面解析，认为石鼓文所记的这次田猎是兼具军事训练及娱乐的活动。渔猎环境的考察。渔猎是对自然生态环境依赖性很强的一种生产活动。没有河、湖水资源及丰富的天然植被是不可能孕育渔猎文化的。作者通过对石鼓文中的捕鱼地点汧水流域以及春秋时期秦都雍城附近的历史地理环境作一番考察，认为当时的秦雍都附近具有优越的自然渔猎环境。渔猎的方式及其工具使用。这一部分作者分别对捕鱼、狩猎采用的方式进行分析。在捕鱼活动的论述上，主要是对《汧殹》石中的“(?)”字做一个文字学考察，虽然对于此字的释读尚有争论，但是文中出现的大量鱼类告诉我们：此次捕鱼是使用了网罟一类工具的。狩猎活动是石鼓文记述的重点。从《田车》、《车工》、《銮车》我们可以说是采用了车逐的狩猎方式，结合《乍原》中的“秩秩逌罟”，可知此次田猎是一场大规模的车猎，而且是采用围猎的方式。春秋时期秦人渔猎及其地位。石鼓文中所记的春秋时期秦人渔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是在农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它向我们证明在社会经济结构朝着农业型社会转变的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段时间里，渔猎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表现在它与人们生活中的饮食、日用、祭祀、娱乐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也因此证明渔猎在秦人社会是有着一席之地的。结论：石鼓文中渔猎描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渔猎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对田猎性质、田猎方式、田猎与社会生活关系几个重要方面的解析使我们看到，时值秦国农业快速发展的春秋时期渔猎在社会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古代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探析: 作者： 彭洋平 日期：2012-05-01 来源：郑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作物秸秆资源循环利用利用方式; 描述：秸秆是成熟农作物收获种子后留下的茎叶(穗)部分的总称。农作物秸秆最常见的有粮食作物小麦秸、水稻穰、玉米秆、薯类穰和油料作物棉花秆、花生穰和豆秆等作物秸秆。农作物秸秆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是一种具有多用途的可再生的生物资源。现今农作物秸秆一部分用于回收,大部分都被燃烧掉,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污染。本文从所学学科背景出发,立足史料对古代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作了专门的讨论,期望从古代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中得到启发,找出更多适合现今的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达到资源的合理循环利用。古代秸秆的利用方式主要可用来作为燃料、肥料、在军事作战中也常常用到；秸秆具有吸湿干燥保温作用,生物方面的作用常用来作为保鲜、保温、干燥防虫,其燃烧后产生的草木灰可用来拌种子、作为洗涤剂；农作物秸秆还是很好的饲料；其柔软还常常用来编织；也是很好的建筑材料；从清代开始大规模用来治河,作为治河的软料之一；农作物秸秆就地取材方便,且含有一定的纤维,也用来造纸；在古代社会中秸秆也是赋税的一种；另外农作物秸秆及其由其燃烧而产生的草木灰是很好的医药用材,特别是在古代利用历史悠久和利用范围极广。总结古代农作物秸秆利用中的优点和弊端,同时结合现代农业水平和社会状况,肯定古代农作物合理的利用方式,纠正其不利的方式,给现代秸秆的利用以启示,从而开发更多资源重复循环渠道,对环境保护做出一点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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